1945年8月,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在一次演说中霸气地说:“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家,也许是地球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。”1948年,杜鲁门在竞选连任期间,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观点:“就算再持续1000年,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。”那个时候,美国成为二战战胜国,巩固了世界霸权地位。

  “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……凯撒、成吉思汗、路易十六、拿破仑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所担负的责任,都不能同美国所担负的责任比拟。” 这句话,也是杜鲁门说的。

  美国二战初期,美国实力一枝独秀。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,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,逐渐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、西欧、日本的“三足鼎立”状况。

  20世纪90年代初期,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,两极格局彻底打破,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。美国充当“世界警察”,不断插手别国事务和地区争端。

  但是,今年来,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,诸如“美国民主末日”、“美国世纪落幕”、“美国时代告终”此类的标题,散见于美国各大报章评论,仿佛美国大势已去。

  美国史学家毛里齐奥•瓦尔萨尼亚却认为,早在美国独立之初,还没有登上世界霸权宝座之时,美国人的舆论已经忧心国运衰落,实际上,这股悲情其实伴随美国成长了200多年。

  美国位于北美洲中部,只有2个陆地邻国,北边陆地邻国是加拿大,南边邻国为墨西哥,东边是大西洋,西边毗邻太平洋,国土面积937.3万平方公里,人口约3.3亿,1776年7月4日独立建国。

  在美国建国初期,美国社会上曾经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,整体倾向是觉得国家前景黯淡,前途迷茫,即便是政治大佬也不例外。比如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·昆西·亚当斯在担任总统之前数年曾感叹:“我们的国家将像其他国家一样,将自身事务交到狡猾的家伙手中。”他在完成一个总统任期后,对前景更见悲观:“我们没有蒙受上帝特别的庇佑,我们不是什么天选之子(chosen people)。”

  “美国独立宣言”主要起草人、第三任总统托马斯·杰斐逊在谈到美国奴隶制时,其担忧更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次:“每当想到上帝是正义时,我不禁为自己国家战栗:他的正义是不会长眠的。”

  当时,英国和法国仍然是世界霸主,暂时还没有“日已落”,位于西半球新大陆的年轻国家联邦美国,正进行各式各样的民主实验,国力却显得格外脆弱不堪,以致很多政治大佬曾经主张,美国需要新的法律和强大的中央政府,才能避免亡国之运。

  美国开国元勋乔治·华盛顿、詹姆斯·麦迪逊和约翰·杰伊于是撰写了85篇文章,汇编成册为“联邦党人文集”,以说服美国人采用新法律,其中“悲观主义”是作品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,出现率极高。这不仅仅是文章的修辞手法,他们在文中确信美国社会摇摇欲坠,即将陷入堕落的深渊。

  乔治·华盛顿称美国即将面临“掠夺与破坏”,麦迪逊则批评鼓吹联邦解体的政客,会把美国推向“黯淡与险恶”的未来。

  18世纪末,美国总统候选人阵营互相攻讦成为当时的新常态。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康涅狄格州当时就有报纸警告,托马斯·杰斐逊一旦当选“将会公开教导和进行谋杀、抢劫、QJ、通J和luanlun,空气将弥漫着泪水和苦难,土地将渗透鲜血,整个国家充斥着罪行。”

  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的学者认为,不应该把上述说法,理解为纯粹夸大其辞的竞选宣传技俩。正如今年美国大选两大阵营之间互骂,大肆描述对手当选后的美国悲惨前景,背后同样有相当实在的集体情绪支撑,类似的担忧一直伴随美国成长。

 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.威尔逊把这种美式悲情分为“绝对悲观”与“有条件悲观”。绝对悲观者认为,所谓美国根本是个大谎言、大骗局,是诡诈的白人男性玩弄女性、原住民、非裔美国人、工人阶级和移工的结果,这样的国家应当受诅咒、沉沦和被遗忘。

  但弗朗西斯.威尔逊认为,这种极端厌世情绪,普遍不受政治大佬、记者、评论家与历史学家欢迎,他们对未来更倾向于有条件悲观。他们会提出灾难即将到临的悲观预言,试图通过解决方案带来新希望,形象近似希伯来圣经中、犹大国灭国前的先知耶利米。

  综观美国244年国运,美国国内的忧患意识,甚至危机感,就不曾中断过。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,伴随着美国的诞生与崛起。

  当然,美国国力并不会历久不衰,但国运衰落的警示其实由来已久。从宏观历史视野观之,无论客观形势如何恶劣,这种忧患意识曾经不断警惕和动员美国人,为共同目标奋斗。 因此可以相信,同一份美国式的悲观,终究可以滋养出叫人乐观的未来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